Ekim's Blog

一談起時尚，當然和服飾脫離不了關係，而服飾在文明發展的各個階段中，往往展現不同的面貌。窮本溯源，在《舊約》的〈創世紀〉中，亞當和夏娃受了蛇的誘惑，偷嚐禁果，開始有了辨別善惡的知識，便用樹葉遮蔽自己的身體。上帝得知他們違反禁令，就用獸皮作成衣服給他們穿，並且將他們逐出伊甸園。就亞當和夏娃而言，衣服代表著他們具備了身分認同，以之對抗上帝，同時顯露了文明人的羞恥心。

上帝說，亞當下凡後要勞動，而夏娃則要生養小孩，這就是文明的初始階段。後來，在部落社會和封建時代，階級、職業頗為固定，加上宗教色彩濃厚，衣服除了禦寒保暖、表現身分之外，還可發揮宗教的功能和呈現地方色彩。

歷史中的時尚

部落社會中，酋長和旗下成員的頭飾、服裝、面部的花紋，都有固定的造型。在祈福消災的祭典中，人扮演神的角色，服飾開始踰越日常生活的限制，展現出人類在服裝製作上的創意。到了中世紀，歐洲的嘉年華會（carnival）中，參與者更讓想像力淋漓盡致。歐洲諸民族之服裝也自成特色，如中世紀騎士的盔甲、北歐維京海盜（The Vikings）的戰甲，以及蘇格蘭的裙裝等。

一到專制王權的時代，國王、貴族、神職人員以及平民，在日常生活中都有固定的穿著。居上位者往往引領時尚潮流。例如，在十六世紀，英國女王伊麗莎白一世（Elizabeth Ⅰ）的服飾不但極盡華麗，而且還插金戴銀，這種打扮是當時貴婦的最佳典範。又如十七世紀的法國，統治者路易十四（Louis ⅩⅣ）既喜愛炫麗的服飾，又雅好假髮，這種裝扮更影響了其下的貴族。

時尚的震央來自王公貴族，畢竟他們擁有權力、經濟力，以及高高在上的身分。然而，自從一七八九年法國大革命爆發後，資產階級和中產階級興起，服飾解放，男性的西裝和女性的高級訂製服（haute couture）正式登場。一開始，他們模仿貴族的裝扮，但日後也逐漸建立起自身的品味。

十九世紀算是時尚變化的過渡期，因為貴族還保留部分的影響力。例如，英國設計師渥斯（Charles Frederick Worth），於十九世紀中葉到巴黎開設服飾店，推出高級訂製服，大受拿破崙三世的歐仁妮皇后的青睞。渥斯以這位法國大主顧為號召，吸引了大西洋兩岸的許多資產階級貴婦也前來訂製服飾。

此外，法國調香師嬌蘭（Guerlain）也以歐仁妮皇后的品味為依歸，開發出新香水，如「野之香」、「花之精」；這種植物性的香水，有別於過去流行的動物性香水。十八世紀中期，現代醫學誕生，衛生觀念的強化，使得人們相信骯髒惡臭容易滋生細菌，導致生病。於是具有臭味的動物性香水，便日漸被充滿芳香的植物性香水所取代。

時尚隨文明演進

由香水的例子可見，文明的進步也會改變時尚。當時歐洲的資本主義大行其道，交通日益發達，流行雜誌登場，物流系統向四面八方擴散，這種種的轉變，都對時尚產生不小的影響力。例如，休閒文化在朝野的重視下而流行，商人大加開發度假區，經由百貨公司的推波助瀾，輕便的休閒裝於焉上市。以英國而言，十九世紀中期，倫敦市民盛行搭乘火車，前往布萊頓（Brighton）度周末；至於對岸的法國，由巴黎直通諾曼第（Normandy）的火車開通後，民眾也爭相到海邊戲水，消除日常工作的疲勞和緊張。此後褲裙、短褲等休閒裝受到民眾的喜愛。而十九世紀末的水療風潮也延續到了二十世紀，更讓海邊遊玩的女士改頭換面，比基尼泳裝正式亮相。

休閒裝的盛行，意謂著大眾想要擺脫精神的限制和身體的拘束。不過，當時的女性仍舊身穿束腹內衣（corset），長久下來，不但對血液循環和內分泌造成不良影響，而且時時壓迫膀胱和腎臟，更導致消化不良、便秘等症狀。再有嚴重者，性器官還會萎縮，一旦面臨分娩便痛苦萬分。為了消弭這些害處，十九世紀末，美國的布魯姆夫人（Mrs. Bloomer）在大西洋兩岸極力倡導女性服裝解放運動，鼓吹女性要改穿寬鬆的褲裙，歐美兩地有許多婦女隨之唱和。

二十世紀初，流行寫真（Fashion Photography）取代了時裝畫，為流行服裝的擴展，助了一臂之力。十九世紀末，法國攝影師納達（Nadar）父子開始為上流社會貴婦拍攝全身的人像，到了一九二○年代，也就是所謂美好年代（Belle Epoque），德‧梅爾（Adolf Gayne de Mayer）和艾德華‧史泰堅（Edward Steichen）繼續為時尚留下珍貴的紀錄。他們將空間延伸到室外，如賽馬場、大飯店、沙龍，甚至艾菲爾鐵塔等。二次大戰結束後，時尚攝影師受到大家的矚目，歐文‧潘（Irving Penn）與理查‧亞維東（Richard Avedon），這兩位重量級的大師，相繼為《哈潑時尚》（Haper Bazaar）和《時尚》（Vogue）雜誌留下許多影像，同時也記錄了很多設計師的作品。

時尚展現精神價值

一九四五年，二次大戰結束，西方世界進入了嬰兒潮（Baby Boom）時期；一九六○年代，這些戰後的小孩成長茁壯，成為充滿理想的年輕人。他們抗拒傳統的權威，在大學校園內掀起反抗官僚體制的學生運動，當時也正值美國黑人爭取民權的運動。這兩股熱潮，讓年輕人的梳妝打扮隨之改觀，牛仔褲（jeans）是最明顯的抗爭記號，迷你裙（miniskirt）所展露出的女性腿部曲線，也意謂著女裝的另一波解放。繼這兩股抗爭潮之後，反越戰又是另一股浪頭；等到抗爭退潮，美國的嬉皮運動（Hippie）與英國的龐克文化（Punk）應運而生，其特色是靜態的反動，但對於現行的政治經濟體制，仍充滿無言的抗議。

服飾和人的精神價值往往密不可分。所謂「傳統」，是指主流的社會價值要求人們順從體制，遵守倫理規範，過著有規律的生活；傳統價值若表現在穿扮上，就是短髮、西裝、領帶。反之，嬉皮留著一襲長髮，蓄著鬍鬚，裝扮十分隨興而邋遢；龐克則是頭上梳起尖條型的髮式，身穿黑色皮夾克。這些打扮無疑是象徵反主流的記號，主流傳統的外在是拘謹而僵板的裝扮，嬉皮和龐克則顛覆了這種既定的規範。

當然，時尚產業隸屬於主流文化，要掀起徹底的大變革，絕非易事。但如果設計師嗅覺敏銳，能夠掌握時代中的其他脈動，如嬉皮、龐克、街頭流行（street fashion），並將這種邊緣的活力納入設計的範疇中，倒也能夠為停滯不前的時尚打開一條出路。例如，一九八○年代，日本設計師川久保玲和山本耀司就是其中的佼佼者。這兩位大師的作品，一則以黑色為基調，將黑服從葬禮中解放出來；二則是整件服飾前後左右都被加以解構。這可說是主流文化開始吸納邊緣活力的典型。

時尚靈感出古入今

強調科技戰的今日，原本充滿亮麗榮光的軍服退居邊緣，改良成草綠服和迷彩裝當道，「軍裝風格」只有偶爾躍居為當季的流行主題罷了。回顧過去，軍服曾經為時代的變化增添許多色彩。十九世紀初，拿破崙叱吒歐洲；最後的滑鐵盧戰役，身穿紅色制服的英軍與藍色制服的法軍決一死戰，兩方統帥，也都身著華麗的軍裝親赴前線督戰。日本戰國時代，群雄並起，此起彼落的戰役成為家常便飯，每位武將，如武田信玄、上杉謙信、織田信長、豐臣秀吉、德川家康等人身上的戰甲，個個都是極盡絢麗。十九世紀末期，部隊的大衣也影響了老百姓的穿著，尤其是布柏利（Burberry）、「Aquascutum」、「DAKS」等品牌的大衣，都是從軍服的設計得到靈感。目前，能夠保留文藝復興時代風格的軍服，恐怕只有英國白金漢宮前的禁衛軍，和加拿大騎警隊的制服而已。

中性的軍服風格，如今跨越了性別界限，經常被運用在女裝的設計上。一九八○年代，法國設計師高第耶（Jean-Paul Gaultier）為男性設計裙裝；美國導演伍迪‧艾倫（Woody Allen）的《安妮‧霍爾》（Annie Hall）一片中，女主角戴安‧基頓（Diane Keaton）則身著男西裝，從這些例子可以發現，流行服飾的性別界限日漸模糊。這個現象也和時代風潮息息相關。自一九七○年代女性解放運動以來，一些涉及性別思考的理論與女性主義論述開始受到重視，例如瑞士心理學家卡爾‧榮格（Karl Jung）指出，男性體內具有陰性特質，而女性體內也有陽性特質，因此運用雌雄同體（androgyny）的概念，有助於人心的探討。敏銳的設計師也很容易掌握到這一股時代的脈動。

自一四九二年的大航海時代以來，歐洲人攻城略地，擴張殖民主義。到了一九八○年代中期後，殖民風的女裝開始露相。帶有埃及、摩洛哥、印度等地特色的服裝，或是像西印度群島的南國異國情調，皆影響了設計師的創作。西方人的殖民活動孕育了「東方主義」（Orientalism）的思考，發揮了第二波威力，為時尚界注入一股新活力。日本的和服與漫畫卡通、中國的旗袍、印度的沙麗裝等，在設計師的巧手下百花齊放。這可在歐洲設計新銳如亞歷山大‧麥克昆（Alexander McQueen）、約翰‧卡里亞諾（John Galliano）、馬克‧賈克柏（Marc Jacobs）的作品中得到明證。現今許多設計師一有空就會到第三世界旅行，體驗異國色彩與服飾的刺激，蔚為一股潮流。

步入影像的時尚

設計師除了四處吸收靈感之外，也開始跨足電影界，例如，義大利設計師亞曼尼（Giorgio Armani）為《美國舞男》操刀，男主角李察‧吉爾（Richard Gere）在片中的扮像令人印象深刻。而在《大亨小傳》（The Great Gatsby）一片中，勞勃‧瑞福（Robert Redford）飾演男主角蓋茨比，身上的服飾即出自於美國設計師羅夫‧羅蘭（Ralph Lauren）之手。一年一度的好萊塢奧斯卡金像獎典禮上，?多知名影星身穿名牌服飾，踏上星光大道，這更是一個絕佳的造勢場合，許多設計師的作品在此大打廣告，如莎朗‧史東（Sharon Stone）喜歡路易‧威登（Louis Vuitton），而茱蒂‧福斯特（Jordie Forster）則偏愛亞曼尼的服飾。

時尚界和美國電影界一拍即合，在一九六○年代時，他們的結合成為互惠的拉抬。像法國設計師紀梵希（Givenchy），就經常為女星奧黛麗‧赫本（Audrey Hepburn）設計銀幕上的戲裝。如同《奧黛麗‧赫本──好萊塢時尚傳奇》一書中所陳，赫本和紀梵希在電影《龍鳳配》的合作，震撼了女性的服裝意識，使得每個西方女人都嚮往能變成赫本。紀梵希極力為赫本的衣飾打點，但她偶爾也會提出自己的觀點，因此他們倆共同創造出代表赫本風格的俐落線條。這種合作的方式，也影響到了法國的奕夫‧聖羅蘭（Yves Saint Laurent）與凱瑟琳‧丹妮芙（Catherine Deneuve）之間的合作。

一九九○年代，所謂「超級名模」開始受到時尚界和消費者的矚目。例如，英國的娜歐咪‧坎貝兒（Noami Campell）與凱特‧摩斯（Kate Moss）、德國的克勞蒂亞‧雪佛（Claudia Shiffer）、辛蒂‧克勞馥（Cindy Crawford）都是大家所熟悉的模特兒。這些名模也變成了偶像明星，她們大多都曾經演過電影，可惜的是，演技並未受到肯定，只好繼續在伸展台上走秀。

老牌服飾品牌為了推陳出新，開始改頭換面，紛紛聘請少壯派設計師前來助陣。例如，古奇（Gucci）的湯姆‧福特（Tom Ford）、愛瑪仕（Hermes）的馬丁‧馬傑拉（Martin Margiela）、紀梵希的亞歷山大‧麥克昆等人，一時之間，這些名牌綻開新氣息，順利過渡到二十一世紀。這三位設計師雖然目前都已先後離職，但他們的動向仍舊備受關注，畢竟他們之前的成績有目共睹。有些品牌的年輕設計師則也開始接班，如川久保玲（Rei Kawakubo）的渡邊淳彌，和三宅一生（Issey Miyake）的龍澤直己。

時尚是一種綜合了藝術，又牽涉到歷史文化、戰爭、殖民、電影、音樂、劇場、科技、經營管理等等層面的創作活動。正因如此，在醉享名牌之餘，我們不妨也將名牌看作是一件件的「知名事件」，去觀察這些「事件」背後的始末緣來，推敲出創意、審美與時代背景之間錯綜複雜的互動關係，並藉此領略「名牌」中更深層之意義和價值。（本文引自本書，由果實出版提供）